半岛·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平台登陆飞豹首飞30年 “飞豹精神“强军报国引领创新发展 故事30年前的1988年，我们首飞成功了中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——“中国飞豹”。1998年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（珠海航展）上，首次公开亮相。

　　今天，我们听听西北工业大学杰出校友、航空工业一飞院原院长、现河南省常务副省长黄强同志曾在西安六所大学的演讲《讲述“飞豹”的故事》。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飞豹首飞3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，回顾“飞豹精神”半岛全站，报国强军，创新发展。

　　说到飞机，请问在座的谁知道现在全世界服役的飞机共有多少架？这个数字很难说准是吗？那我告诉大家，现在全世界在役的飞机有52.1万架。军用飞机11万架，民用飞机37万架，其中1.3万架干线万架直升飞机。

　　我再问大家，全世界每天有多少个航班在飞？是不是也不清楚啊？全世界现在每天有固定的客运、货运2万航班。相当于每分钟有40个航班，每分钟有3000人、60吨货物在空中飞翔，使地球变成越来越小的地球村。去年“非典”传播得很快，我想跟飞机也有关系（笑声）。

　　飞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，可以说没有飞机也就没有今天的文明。两次世界大战，极大地刺激了飞机的发展。高新科技，全世界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产生于军事工业，产生于航空航天高科技工业，打仗是不惜一切代价的。

　　从制造业创造的附加值来说，最高的也是航空工业。如果按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来算的线，飞机则是800，航空发动机是1400。单位重量的价值，像美国F16战斗机每公斤售价2680美金，相当于白银单价的20倍；像F117A隐身战斗机，则与同重量的黄金等价。

　　而中国呢，以民用飞机来说，1949年有99架，到2003年底620架，今后20年内，中国还将需要2000架各类民用飞机，是1500亿美金产值的产业。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产业啊！从航空运输的周转量上看，1978年中国在全世界排名第35位，到了2003年底排名第5位，完全是一个航空大国，但是我们远不是航空强国。

　　建国55年来，经过几代航空人的不懈努力，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军用飞机有强5、轰六、歼七、歼八、歼X、飞豹、枭龙、山鹰等等。民用飞机有Y7、Y8、Y10、Y12、新舟-60、小鹰-500等等。但总的来说，我们是长期被动跟踪研究多、创新少，原始创新就更少。民用飞机更是悲壮，在我们国家广袤的蓝天上，很少飞翔着自己的客机！差距太大了，但是辩证的看，差距大，发展的空间也就大。

　　中国航空工业迎来了黄金的战略发展历史机遇期，有这么几个因素：第一，咱们国家的地位、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度提高了。第二，统一祖国的大业，因这个不肖子孙走上了的不归之路（笑声），已迫在眉睫。这一仗我们要做好打的准备。第三，中国本身的市场，无论民用飞机、军用飞机的市场都非常巨大。第四，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，局部战争随时可能一触即发。以先进的战斗机为代表的高科技战争，始终在提醒着我们，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。历史是那么惊人的相似，在重复证明：落后就要挨打，富裕不见得就不挨打。你富得流油，他照样打你，伊拉克就是个例子。发展才是硬道理，但绝不等于说挣钱就是硬道理。你光搞彩色泡沫，没有国防实力，是不堪一击的！中国这么个大国，要在世界、经济、生活中有尊严、有地位、有发言权，成为重要的一极的话，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威慑力。同时，它对经济也是个非常大的拉动。

　　讲述“飞豹”的故事，首先我要问大家，什么是“飞豹”？这名字是怎么来的？我告诉大家，“飞豹”是我们国家完全自行研制，双发、双座、超音速、全天候的歼击轰炸机，己成为我军进攻型的主战机种。它的主要任务是对面精确打击，就是对海、对地，说穿了就是对付航母，对付美国的航母。那么，“飞豹”的名字怎么来的呢？这里面有一个故事。这个飞机首飞后，上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FBC-1(Fight Bomb of China)中国的歼击轰炸机，这么“老土”的名字。1995年5月，我当时还是副所长，到珠海参加航展筹备会，有很多人建议，FBC-1太绕口，这名字不好记，你能不能像国外那样，什么“台风”、“阵风”、“幻影”、“金雕”、“黑寡妇”等等，给飞机起一个雅俗共赏、妇孺皆知的绰号。

　　我回去向所里作了汇报，一下子征集了一百多个名字（笑声）。在此之前，中国飞机还没有绰号。经过筛选，集中到三个：第一个是“西北狼”（大笑），陕西出的飞机叫“西北狼”也是可以的，“狼群精神”人们还是很赞赏的。不是有“狼文化”吗，我的比“狼文化”还早，1998年就起了“西北狼”，这个名字后来没有用，有人说负面的东西还是多了点，后来不知怎么搞出了个“西北狼”啤酒（笑声）。第二个是“撒手锏”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，撒出去把敌人打死了还能回来，飞机飞出去回不来这也是问题。第三个就是“飞豹”，后来我们定下来用“飞豹”这个绰号。为什么昵？因为“飞豹”的拼音缩写是FB，与FBC正好吻合。

　　1998年第二届珠海国际航展11月15号就要开幕，这下我们犯愁了，当时“飞豹”没解密，直到11月4号我们才收到军委的批复，同意解密，否则不允许参加航展。11月8号，我们飞到珠海，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“飞豹”这个名字，在开展前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吧，我们想开个新闻发布会。有人担心刚解密，你刹不住车说多了咋办？那不犯错误吗？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志说过，“不管是黑猫、白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”只要能完成宣传任务就行。

　　不允许开新闻发布会，送模型总可以吧？我们就搞了个向珠海市政府赠送“飞豹”飞机模型的仪式，咱们的媒体都是跟着领导转。在这个仪式上，我就介绍了“飞豹”飞机，并且头一天晚上，我们一通宵没睡，做了５分钟的录像片。媒体都来了，你光说，他不知道飞机是个什么样子怎么行？那就放录像片给他们看，上面“飞豹”飞机飞着，底下狂轰滥炸，记者一看这飞机挺厉害（大笑）！

　　11月12号，我告诉媒体，航展期间，我们的所长李洪毅、“飞豹”的总设计师陈一坚将在展台前面接受大家的采访。全国媒体头版头条报道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了两次，尤其是的记者整天围着“飞豹”模型转，居心叵测（笑）。把“飞豹”一下宣传出去了，一炮打响。后来，这个飞机荣获了1999年度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，总设计师陈一坚也当选了院士。

　　1999年10月1日，50周年国庆大阅兵，“飞豹”飞机首次参加阅兵。海军航空兵某部在某机场集训了一年，非常辛苦，飞了2000多个起落，飞得非常好。

　　9月20号，离执行任务的前10天，突然出了一件事情，第二架飞机在训练降落的时候，前起落架没放好，飞机趴下去了，机头严重擦伤，怎么办？拉回西安修，少说也得2个月，还有10天就阅兵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当时派了一个专机，从阎良把我们的一些副总设计师接到了部队，其中有一个叫龚鑫茂的同志，我后面还要提到他，用粉笔画了一个圈，把这个切下来再补了一块，两天两夜没合眼，把飞机修好了。9月27号，就又飞起来了。

　　然而，到了10月1号的前一天晚上，乌云密布，大雨瓢泼。指战员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们苦苦训练了一年，一年没跟老婆孩子见面，就为了执行这个任务，却恰恰碰上了最坏的天气，是不是老天爷故意和我们作对？我们的跟飞保驾人员，一个叫詹孟权的副总师在现场负责跟飞保驾，他怎么也睡不着。凌晨4点钟，就把大家全叫起来了，反正睡不着觉，大家起来分析、协商应急对策，以备应急使用。

　　到6点钟，雨住天不晴，云层又密又低。9点钟，派了第一架“飞豹”上去侦察了一圈，40分钟回来了。说：上面啥也看不见，黑呼呼的。这怎么办？赶快请示当时的海军司令上将，因为穿云时是6机箭形编队，飞机和飞机之间的距离只有5米。你想，飞机每小时1000公里的速度啊，飞机和飞机之间只有5米，这么近的距离，云又这么低，看不见，一眨眼就可能出事，一出就是大事！6机箭形编队，是最难的编队。

　　请示石司令，这天气情况不适宜做这个高难度的编队，能不能上3架。石司令一听就发火了，我已经向江总保证过，我海军航空兵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阅兵，我要6机箭形编队，用中国第一架完全自行设计的飞机，要是少一架，我马上从城楼上跳下去（大笑）。

　　真的，军中无戏言。没办法，一咬牙云上出航。10点27分45秒，双机起飞，一共上去了7架飞机。同学们会问：你不是说6架吗，怎么上去了7架？还有一架在空中做热备份。万一哪架不行，马上就补上去。终于米秒不差地飞过人民英雄纪念碑。在上正好能看到，接受了江泽席等党和国家的检阅，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检阅。

　　那一天，阎良也下小雨，我们全所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在急切地看着电视。据说还有一段插曲，因为总共132架飞机，从7个机场起飞，都精确到秒，这么多飞机都精确到秒，飞机是不等人的，到时间就飞。哗，飞机全来了，电视台的摄影记者一时忙得不知道哪个是哪个？不知道要拍哪个镜头了。咱们很多职工在看香港卫视中文台，当时是窦文涛和吴小莉在城楼的左下角，拿了一张纸对，11点07分56秒，啊“飞豹”来了，“中国飞豹”来了！全所很多人都哭了，因为他们为这个飞机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感情，付出了太大的代价（掌声）。

　　1999年10月1号上午11时48分，7架“飞豹”飞机相继着陆后，山海关机场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迎接英雄们凯旋归来，机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
　　此时，负责跟飞保驾、年近六旬的副总师詹孟权，离开欢庆的人群，悄悄回到宿舍整理东西，默默的踏上了南下的火车。这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他80多岁的父母亲，在上海住院已经一个多月了。他在火车上站了10个小时才找到座位。忠孝不能两全啊！

　　回忆起“飞豹”研制的艰难历程，线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当国家变化，每当军费压缩，首先枪毙的就是自力更生的项目，跟国外合作的项目是签了合同的，你只能大把大把的去花美金了！

　　那么，现在就回到“飞豹”飞机的总设计师单位，现在叫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。这个研究院是2003年6月28号东西整合组建的，其前身之一的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，原来是国防部的六院十所。“十所十所，流离失所”，它一开始就没有家（笑声）。1960年9月份，我们这个所在钟灵毓秀、虎踞龙盘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组建。然后，“流离失所”地搬到了青岛，还没搬完就到了芜湖，又到了阎良，后又到了陕西凤翔枣子河的大山沟里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花了7000万，建了一厂房和试验室，相当于现在的１０个亿不止。1986年，以60万元卖给了陕西农场。因为当时的“天女散花”，山、散、洞，就是进山、散开、钻洞，钻到风翔的山沟里去了。1978年回到阎良。我们在系统内的代号叫603所，603，“60散”。1969年，切了200人，到了湖北荆门，成立了605所；1970年又分出了169人，支援“708工程”，即原来的上海飞机研究所。

　　刚到阎良的时候，阎良确实很荒凉。当时有句顺口溜叫：“阎良阎良，一片荒凉，吃不上大米，闻不到鱼香，除了马路就是和尚，娶不到媳妇，羞见爹娘（笑声）。

　　现在是完全变样了，建设的非常漂亮。我看是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除了北京、上海，就是阎良”（笑声）。这个话我认为并不过分，因为我们阎良这个环境，尤其是我们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环境比西安市好得多。这几年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在中国航空工业史上，我们研究院曾经树起“五个里程碑”。

　　第一个就是1970年12月26号，也是毛主席生日那天，我们首飞成功了中国第一架支线机，被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命名为“英俊少年”的“运七”飞机。同学们可能会嗤之以鼻。这飞机是空中拖拉机（笑声），噪音太大，口碑不好。同学们，可不要忘了那是1970年啊，34年之前啊，很了不起呀，当时全国也为之欢呼雀跃呢。如果坚持不懈地抓下去，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。

　　第二个里程碑是1971年7月1日，我们首飞成功了中国第一架，也是全世界第4个国家拥有的“空中预警指挥机”，它叫“空警1号”，共飞了782小时。如果没有“文化大”，中国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尴尬，从美国买了8架预警机，咱们1971年就干出来了。可惜，1974年进博物馆了。直到2000年5月18号，以色列迫于美国的压力，撕毁了我们委托他替我们研制预警机的合同，我们把钱都付给他了，人家把合同给撕毁了！总有个批示：“研制部门要争口气，否则迟早会被别人卡脖子”。我们30年前就争气了，我们的老前辈真不简单。如果对台作战，没有这个飞机，那么这个仗肯定是无法打的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同学们，我们一定会有这种飞机的，《参考消息》上不是也报道过吗（掌声）？

　　第三个里程碑是1980年9月26日，我们首飞成功了中国第一架大型喷气客机——“运十”飞机。它坐149人，试飞了130个起落，170小时，曾经7次飞到拉萨，不简单啊！

　　第四个里程碑是1988年12月14日，我们首飞成功了中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——“中国飞豹”，后面我还要说到它。

　　第五个里程碑是2003年10月26日，我们首飞成功了中国第一架轻型公务机——“小鹰－500”。5座，在国外是私家飞机，航程1500公里，现在正在适航试飞。

　　2000年之后，迫于势力的嚣张和国际形势的变化，我们国家开始非常重视军工和航空工业，同时赋予了我们几项涉及到国家安危的重点型号，要求我们按常规进度的一半时间完成任务。时间之紧、任务之重、难度之大是空前的。怎么办？部队到我们那儿说，到时候我一手拿着军功章，一手拿着逮捕令，你们按时完成任务我发军功章，你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我发逮捕令。要求我们以备战姿态完成现在的任务，非常之时必须采取非常之策。

　　我们从2000年开始，连续几年，别说星期天了，春节都没有休息过。从2000年大年初二开始，我们在军工系统率先实行了“611工作制”。即：一周工作6天，一天工作11个小时，除此之外才算加班，晚餐送到现场，就是这么拼下来的。

　　你光这么拼也不行啊，你光不吃不喝不睡也不行啊，高科技产业，手段要创新。我们毅然决策，大胆的走超越创新之路。首次在国内把三维数字化设计、电子预装配等先进技术用到了我们的飞机设计上。大家都学过机械制图，物体本来是立体的，但用手去画怎么也画不像。什么俯视图，左、右视图，剖视图，只好用光线来把这个图透视出来，实际上这都是很原始的办法。现在的三维设计、三维数模，这个技术是工业设计的最高水平，也就是三维数字化设计和电子预装配。

　　要用常规的一半时间完成任务，怎么办？我们当时就斗胆决策，把三维设计用上去。当时很多人反对，当时我们国家连一个部件都没走通，你要整个飞机上三维设计，你能不能把这个新“飞豹”的尾巴用三维数字化设计，的用常规设计？我说我是立了军令状的，要保脑袋。

　　你想啊，我如果一部分拿数字化设计，的按常规用铅笔设计，装配不到一块，完不成任务啊。这个决策非常难，要不就是零，要不就是百分之百采用。

　　我们大胆选择了CATIA V5软件，这是当时法国达索公司开发的最新软件，全世界我们是第一家试用。因为软件不成熟，我们在试用过程中还把它从5.2版本升级到5.7版本。那么，同学们可能要问：难道你比波音、空客还厉害吗？确确实实我们比波音、空客还走在前面。当时波音、空客用的是V4版本，他们用的是工作站，都是几千台工作站，UNIX系统。咱们没那么多钱，买不起那么多工作站，我就想，现在计算机的速度和容量发展的非常快，可以在微机上也就是NT版本上实现三维设计，这个就是V5版本；对于这个版本，我们是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；当然，因为当时软件的功能很不全，我们也吃了不少苦。

　　我们成立了攻关小组，请一个叫吴介琴的副总师（他曾在德国长期工作过，他编的程序被命名为吴氏程序），这么一个国际化专家，带着12个小伙子，成立了敢死队（笑）。我就跟他们说，给你们40天时间，你们把最后一关、也就是把三维转到二维，给我攻下来。如果你们能攻下来，后面大部队就全面应用这个软件进行三维数字化设计；你们要是攻不下来，咱回过头来老老实实走老路。

　　同学们要问，怎么三维又回到二维去了？你三维设计好了以后，就取决于工厂的加工。他如果是用数控铣床加工的话，我直接就把数模传过去了。工人如果是钣金等常规加工，他就要看图纸，这就还需要二维图纸。但我们不能三维设计一遍，再回头走一遍二维设计。能不能让三维自动翻译成二维？但是当时怎么都翻译不过来，翻译过来不是多信息、就是少信息。攻关组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难关攻下来。那时，每天晚上我都要过问攻关组的攻关情况。我问吴总：今天进展的怎么样了？40天排满计划，每天都要全力攻关。

　　我们阎良很方便，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，走路10分钟，骑自行车5分钟就到家了。但小伙子们工作十分刻苦，很多小伙子吃住在现场，昼夜全力破关。

　　吴总后来这么跟我说，他说：“黄所长，你别逼了，再逼我就跳楼了。”我不逼他不行啊，上面逼我啊！

　　有一天晚上11点，吴总从我办公室出去后，他跟攻关组说：“咱们再拼一晚上，明天再不出来，我就跳楼！”（笑声）。我们攻关组的小伙子说：“吴总，你跳我们跟着一起跳。”也许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到第二天晚上，全世界第一张用CATIA V5设计的三维数模转化成的二维图纸，“唰”的出来了！吴介琴副总师异常兴奋地拿着图纸，那天是凌晨一点钟，他在楼道里喊起来了：“图出来了！图出来了！”完全失态了。看这位副总师，满头花白，双眼布满血丝，面带浮肿，还发青，真有一种绝处逢生感觉。没几天，他就住院了，肾累出了4个加号。

　　图纸出来以后，传到西飞公司，2000年9月26日加工出了第一个无纸设计的零件——飞机上一米多长的钢接头。数控铣床加工出来，检测后百分之百可以装飞机。从此中国无纸设计的零件终于诞生了！

　　这消息传到西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病房时，坏了，我的另外一个副总师病危了，他就是修复飞机的那个龚鑫茂副总师，是咱们国家飞机强度和结构设计方面的一把好手。他当时住院已经11天了，他是并行工作组的组长，就负责我们飞机数字化设计和西飞公司数字化制造这个并行工程的。头天晚上，他就告诉女儿说：“我梦见这个关攻下来了。”第二天下午，他女儿就告诉他第一个零件已经干出来了，他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，很高兴，这一高兴马上病危了，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“人活一口气”。他内脏同时衰竭，马上就抢救，下午5点钟送进手术室半岛全站，直到晚上9点钟还没出来。我就急了，和沈长河赶到西安半岛全站，人12点多从手术台抬出来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，出来还是热的，但再没有醒来。医院条件比较差，天还下雨，从电梯到一楼，再打着伞从一楼送到另外一个病房，抬上去，非常重。我最后给他梳了梳头发，非常非常的悲痛。医生把我们好一顿骂，他是胰腺糜烂坏死，肝脏萎缩成拳头大小。其实，在这之前我们就发现他有些明显的虚胖，说话口腔有味，几次提出来让他去检查，他总是说：“没事，我就是胆结石。我跟老婆说了，等我这段任务完成，我就动手术去。”“我就是胆结石。”他老这么说，就是不去。11天就累死了！“壮志未酬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我们开追悼会，规定每个专业只送一个花圈、派一个代表去，结果10月3号，还是“黄金周”期间，一天就送了300多个花圈、去了1000多人。有省市领导、地方政府领导、他的学生、协作单位人员。龚总人品高尚，业务很精，大家真是泣不成声啊。我致悼词说：龚总啊，你真不该走的这么早，重点型号攻关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没有你啊！

　　当我在中央电视台《讲述》栏目中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主持人就主持不下去了，感动得哭了。为这个型号的研制，我们付出的代价确实很大。这个飞机终于首飞成功，今天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我们飞机开始装备部队了，可以告慰长眠于地下的英灵了（长时间热烈的掌声）！

　　2000年，我们在全世界第一次应用最新的CATIA V5软件，攻克了飞机三维数字化设计这道难关，干出了中国第一架全机规模的电子样机。2001年，我到法国达索系统公司，访问了这个软件的原始开发商，展示我们的全机电子样机时，从总裁到开发人员全体起立，长时间鼓掌，马上在他们的大门口升起了五星红旗。我带去的几个小伙子很提气，以前年轻人总想往国外跑，看来我们干好了在国外也很有尊严啊，一点不差。波音公司派团到我们研究院来进行技术交流合作，问我们怎么用新版的软件。

　　今年的4月12号，同志当了总后，第一次视察航空工业就到了我们研究院，省委李建国和中国一航的总经理刘高倬陪同，我重点让他看了数字化设计。我们研究院有3000人，4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80%，是一个年轻的英雄群体，被团中央授予“全国青年科技创新先进集体”。总看到我们这么多年轻设计师，用最先进的软件在设计先进的飞机，而且设计手段与国际接轨的时候，非常高兴，他说：“你们这支年轻的队伍很有希望，感谢你们正在为国家做着贡献。”这个成果获得2002年度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，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
　　再说我们的综合航空电子火力控制系统。大家知道，这部分是飞机战斗力的体现，国外严格封锁。攻关的也是我们一群优秀的年轻人，都是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。几乎是每周7天7夜在暗无天日的技术隧道里，左冲右突。你看他们一个个脸熬黄了，眼睛熬肿了，走起路来飘飘然，但依然咬着牙继续干，开发出了我们国家最先进、最复杂的新飞豹飞机综合数字化的航空电子和火力控制系统。这套系统的水平，已经不低于苏30，我只能说到这儿，的就不能再说了（掌声）！

　　我一开始说了，中国航空工业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高科技产业之一，迎来了最佳的战略发展机遇期。有三个标志：

　　第一，我们很光荣的承担了多项军用飞机研制任务。我国有17条海上运输线，都被人家控制着，我们不发展国防行吗？我们不发展进攻性的武器行吗？所以必须发展进攻性的武器，攻防兼备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国家的作战思想是防御，关门打狗，积极防御；深挖洞、广积粮，把敌人放进来打。其实，最好的防御是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，现在我们强调的是攻防兼备。

　　第二，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研制民用飞机。刚才说了，中国的军用飞机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，虽有差距，但我们的成绩还是非常大的，创造了不少辉煌。民用飞机则是屡败屡战，很悲壮。现在是最后一次机遇。我们研究院目前正在突击设计ARJ21新支线飞机，它是按国际标准干的，发动机和机载设备是国际选购，是完全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。

　　我们今年年底完成90%的图纸，计划2007年初首飞，2008年开始批量交付。一个国家的军用飞机、民用飞机的产业是不可分的，是相互促进的。就像总批示的那样：要求国防工业要“军民结合，寓军于民，促进军民良性互动，协调发展”。对我们来说，就是要干好军用飞机、民用飞机。一大批近几年招聘来的大学生，正在这个型号中锻炼成长。一开始很怯场，有19个国外的供应商住在我们的上海分院，我们的小伙子们跟他们在一起就用两种“语言”：一是用英语沟通，一开始不敢开口，后来练出来了。第二是用三维数字化的工程语言。

　　第三，我们国家正在论证像“两弹一星”式的21世纪标志牲的重点工程。“大飞机”工程就是其中之一，很荣幸，大飞机工程又是由我们院来干，这是个非常大的项目，我们正在积极准备。

　　这么好的机遇，我们怎么能抓住它？我现在经常琢磨这个问题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自主创新。大家说这个话已经说的很多了，还是毛主席说的好：“世界上怕就怕‘认真’二字，党就最讲‘认真’”。但是，重要的是要认真干，而不是光认真讲。

　　航空工业跟中国的产业一样，创新少，自主创新更少，跟咱们应试教育体制有关系。大家知道，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标志，最原始的创新应该是诺贝尔奖获得者，诺贝尔临死之前就说了，要奖给在本领域最著名的发明创造，最原始的。大家知道，美国296人次，英国88，德国73，法国44，瑞典29，俄罗斯20，瑞士19，意大利13，奥地利和日本12，丹麦和荷兰10个，加拿大9个，中国一个诺贝尔奖都没有，只有6个外籍华人得过奖。除了1989年那个和平奖以外，那不算数（笑声）。

　　我们要反思啊，同学们，中国这么大，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，为什么陕西这么多高校，这么多优秀的学生，但是陕西经济怎么是倒数的？怎么会是这样的，就跟我们经常批判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机制一样，应试教育培养了我们，我们也深受其害，高分低能，使青少年享受不到成长的快乐，除了学习紧张外，回去家长还让你整天学这个学那个，逼着你，最后呢，扼杀了你的创新能力。

　　航空工业也一样，军用飞机我们面对现代战争，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。我们在5年内，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，这5年国家的投入相当于前50年的总和。民用飞机我刚才说了，ARJ21是这个产业最后一个火种。战略性高科技产业，就不能用简单的市场经济、今天投入明天产出的观点和方法来对待。

　　今年5月19号，我在清华大学作报告的时候，回想起我们的第一任总设计师。去年12月17号，世界飞机发明100周年，千年梦想，百年辉煌。大家都知道莱特兄弟、冯如等，大家可能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，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是谁？——徐舜寿！他是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，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，新中国飞机设计机构的创建者，是中国飞机设计领域院士们的导师，我们的第一任总设计师。他1937年清华大学毕业，1944年到美国麦道公司实习，1956年8月在沈阳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，他当主任，黄志千、叶正大当副主任。叶正大是叶挺将军的儿子。1961年8月，他成为沈阳601所的第一任副所长，1964年到我们所，当第一任总设计师。在1968年1月6号的“文化大”中，害致死。他的哥哥叫徐迟，大家都知道，是著名的文学家，写陈景润《哥德猜想》的。他的父亲叫徐一冰，1905年从日本留学回来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体操学校，参加了孙中山早期的同盟会，他带领体校的师生，攻打江南造船厂。这么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！他当时提出很多好的观点，他非常赞赏“小狗游泳论”，就是技术人员要重点培养，自然淘汰。放到海里去游泳，经风浪，让“大海”自然淘汰。飞机设计员要么做“常规的快手”，要么就做“关键的专家”。快手坐“大桌子”，专家坐“小桌子”。

　　我们最近举办了一个他的展览，他还是“两弹一星”的有功之臣。咱们国家、氢弹怎么投放的？是咱们阎良生产的“轰六”飞机投放的。飞机怎样投？你不能落到地面再爆炸，那杀伤力很小，要在空中爆炸，空中爆炸早了把飞机也炸了，冲击波非常厉害。怎么投放这很重要，就是他领导的。爆炸以后的蘑菇云里面辐射的含量怎么样？还要设计一个采样器，由飞机带着冲到蘑菇云里面去采样。就这么一个元勋，在“文化大”中害致死了。“小狗游泳论”，你把这些人扔到海里，淹死怎么办？这就是加在他身上的荒唐罪状，真是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”啊！他在西安四医大刚做完手术，就被拉到阎良，逼着他在操场跑，跑到天亮。因他有肺气肿，最怕跑步。天亮后，再去烧锅炉，就这么往死里整人。

　　他当时是国家的二级工程师，那时候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也就是48块钱吧，普通工人也就是16块钱，他每个月的党费就交50块钱，他保留时候的工资。

　　我现在研究院每年招100多个大学生，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确实不容易，很佩服你们。我很同情你们，大家的压力比较大，外面的力也比较大，使大家心里都很浮躁。

　　压力来自几个方面：有来自社会上的、经济上的、心理上的。这也是个社会问题，我们国家应该考虑怎么把它解决好。比方说经济问题，我是1983年西工大本科毕业的，后上研究生。我上本科时，国家一个月还给16块钱的助学金，每个月20块钱吃的非常好，当时西工大伙食不错。我又想起我的父母，当时国家那么穷，我的父母从农村出来都能上大学，现在国家发展了，反而广大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大学！？

　　别说农村的孩子，就是城市里普通工人的孩子上大学也很困难，一年大概得1万元吧，压力确实比较大。压力太重了，大家的心态就不阳光了。

　　如果大家有志气投身到国防、投身到军工，一定会阳光心态（笑，掌声）。因为现在国家确实非常重视像航空航天这样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，投入充足，工作条件、生活条件都比较好。我用在西工大作报告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，作为我今天的结束语：与其在东南沿海打工，不如在西部、在军工发展；与其在大地方跑龙套，不如在小地方挑大梁，千金难买成就感！